“全球”与“村庄”都不是简单的空间概念，而是隐含了文化政治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悖论逻辑。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就是城市掠夺、进而消耗乡村的过程，乡村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作为城市的对立面，意味着落后与狭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把乡村作为转嫁和化解经济危机的安全阀，并且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挪用和占有它，对它进行浪漫化、客体化和景观化处理。提出“从全球到村庄”和“从村庄到全球”，旨在挑战资本主义现代化主流叙事，打开主流全球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之外的另类想象。
21世纪，当关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不平等文化权力关系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进入中国乡村时发现，这里既有基于“耕读家风”的乡土文化，又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传统，更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战略探索。而这些不正孕育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所孜孜以求的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消费主义的可能性吗？传播政治经济学乡村转向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以乡村作为方法，是近代以来从梁漱溟到毛泽东，一代代志士仁人寻求民族复兴的历史实践的延续；是对三十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把乡村建构为问题的理性回应。随着生态问题、食品安全、农业危机越来越严重，我们有必要重新看待乡村在中国国家、乃至世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进而从中发现解决当代困境的办法。以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作为方法，更会产生出既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又有全球关怀的新时代传播学理论。
从全球到村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转向都离不开民族志，因为我们只有深入到乡村的肌理中，进行长时段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才可能从乡村的内生性视角出发，了解其历史和文化的逻辑，从而在资本主义进入结构性危机的时刻探究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另类可能性。
“从全球到村庄：乡村作为方法”便是将批判传播学与民族志相结合的一种跨学科的有益尝试。一方面，要超越以民族志为方法，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视野的机械结合，追求两者互为方法和视野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要以乡村作为研究场域，从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内部发掘具有批判取向的理论脉络，将之纳入到传播学的框架中进行理论再生产，实现批判传播学的自我转型。
同时，“以乡村作为方法”，不只是技术性的路径启发，更重要的——正如“作为方法”最初由东亚学者提出（作为方法的亚洲/中国/日本等）时意在强调对于主体性的追求一样——“作为方法”意味着对一种凝固的现成知识的跳脱和打破，意味着通过一种自反性的审视形成新的主体。在最彻底的意义上，“方法”就是主体形成的过程。因而，“以乡村作为方法”，超越作为知识分野的三农研究，更超越乡村传播。
结合“从全球到村庄”和“从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以乡村作为方法，意义不止于认识乡村，还在于认识世界；意义不止于认识世界，还在于认识自我。追求同时实现批判传播研究与研究者的自我转型，也正是本届暑期班以及同主题2017批判传播学年会的旨趣和目标所在。